怎么删除携程里面的乘车人信息（携程被判「退一赔三」并删除其非必要采集的个人信息）

【声明：本文系根据人民法院报、中国长安网报道内容整理，人物系化名。】

作为携程钻石贵宾客户的古女士在携程旅行APP上订购了一间舟山希尔顿酒店豪华海景大床房，在线支付2889元。古女士第二天退房向前台索要发票时，被告知发票金额只能开1377.63元，而且该金额包含酒店当天房间挂牌价、服务费及税金总额。

也就是说古女士作为携程的“钻石贵宾客户”，享受携程旅行APP上8.5折优惠特权，但本次订购同样的房型竟比酒店实际挂牌价贵一倍不止。

古女士气不过，通过携程客服投诉，但未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古女士一直通过携程APP来预订机票、酒店，还因此成为携程APP上享受8.5折酒店优惠价的钻石贵宾客户。

2020年7月，古女士通过携程APP预定了舟山希尔顿酒店的一间豪华海景大床房并出现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情况后，立即联系携程客服进行。

经过反复沟通，携程方只愿意退还房费差价，拒绝古女士退一赔三及其他要求。携程方的理由是：携程只是为古女士提供酒店预定的平台方，而不是涉案酒店订单的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古女士即以携程公司采集其个人非必要信息，进行“大数据*熟”等为由诉至绍兴市柯桥区法院，要求携程公司退一赔三，同时要求携程APP为其增加不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时仍可继续使用APP的选项, 以避免携程过度采集、掌握其个人信息数据。

庭审之前，法院根据古女士申请，由柯桥区公证处对新下载携程旅行APP应用使用情况进行公证：

当公证员点击进入携程旅行APP后，页面直接跳转至“服务协议”“隐私政策”的温馨提示，并且只有 “同意并继续”和“不同意并退出”两个选项。

用户必须点击“同意”才能继续使用携程旅行APP。“服务协议”“隐私政策”要求新注册用户同意携程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合作伙伴对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且对分析结果进一步商业利用。

携程APP作为中介平台对标的实际价值有如实报告义务。携程向古女士承诺提供钻石贵宾享有优惠价，却在消费时向古女士展现了一个比原价高出100%的虚假价格，未践行承诺的条款，存在欺骗。

故法院认定被告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和欺骗行为，支持古女士退一赔三。

关于过度采集、使用个人数据的问题，法院认为：用户新下载携程APP后，必须点击同意携程“服务协议”“隐私政策”方能使用携程旅行APP，是以拒绝提供服务的形式强迫用户接受不平等的交易条款。

而当用户同意携程的“服务协议”“隐私政策”后，就意味着特别授权携程及其关联公司、业务合作伙伴共享用户的注册信息、交易、支付数据，并允许其随意对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且对分析结果进一步商业利用。

携程APP的“隐私政策”还要求用户授权携程自动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日志信息、设备信息、软件信息、位置信息，要求用户许可其使用用户信息进行营销活动、形成个性化推荐，同时要求用户同意携程将用户的订单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形成所谓的用户画像，以便能够了解用户偏好。

而且，信息使用主体包括携程及其关联公司、合作伙伴，其范围由携程单方随意认定。用户一旦授权使用，其个人信息便超越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上述信息超越了形成订单必须的要素信息，属于非必要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其中用户信息分享给携程可随意界定的关联公司、业务合作伙伴进行进一步商业利用更是既无必要性，又无限加重用户个人信息使用风险，还存在一定客观情况使得古女士疑虑携程大数据“*熟”。古女士因此不同意携程现有“服务协议”“隐私政策”合乎情理，应予支持。

来自携程《服务协议》的“特别授权”条款

来自携程《隐私政策》的特别条款

柯桥区法院合议庭合议后当庭判决：被告携程公司赔偿原告古女士的订房差价1511.37元，以及按照差价的3倍另行赔付4777.48元；而且，携程公司应在其运营的携程旅行APP中为古女士增加不同意其现有“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仍可继续使用的选项，或者为古女士修订携程旅行APP的“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去除对用户非必要信息采集和使用的相关内容，修订后的“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应经过法院审阅许可。

现实中绝大部分商业APP、商业公众号在用户下载使用前，都要求用户概括性地同意其服务协议和相关的隐私政策。比如很多线下商店故意不提供线下订单，强行要求用户下载APP或关注公众号后才提供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用户为了继续接受服务只能被迫选择同意授权商家对自己个人信息进行不必要的采集和使用。

以上行为，明显违反了《民法典》中对个人信息处理所应遵循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三大原则。

对于众多APP不全面授权就不给用、线下商店不关注就不提供服务所带来的“大数据*熟”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吐槽的热点问题。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往往对这一现象选择忍气吞声。

本案古女士就树立了对滥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反击的典范。但面对当下极端强势的众多互联网企业，仅靠单个主体的个人热情和正义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对过度采集、滥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防范和打击，还有待立法和执法层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