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小视频能不能分享到微信（微信的“1984”）

　　不过，让那些忠实的互联网信徒们失望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1984”的影子从来就没有走远过。

　　1、腾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封禁令”

　　就在前几天，微信升级了外链管理，其中重点对视听类内容进行了限制，称“外部链接不得在未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等法定证照的情况下，以任何形式传播含有视听节目的内容”。

　　这条规定被视为腾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封禁令”——按照这条规定，5月29号起，包括快手、微博（视频）、抖音、梨视频、秒拍、得到、斗鱼、喜马拉雅、西瓜、火山等超过30家视频网站的视频将无法分享到微信。

　　对于视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是一条无奈和愤怒的规定。

　　看上去微信只是升级自家管理政策，属于“我的地盘我做主”，但事实上，作为一款日活超过10亿的超级APP，微信已经成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它的一举一动都将会对行业和生态带去深远的影响。

　　再回到条例本身，拿“取得视听法定证照”作为判定条件，让微信显得特别的“鸡贼”。行业人士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视听许可证基本处于停批状态，在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里，绝大多数视频类产品都不持有视听许可证。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是监管部门对于这些不持证平台也未有明确的限制令——如果真的要行使监管，不用等微信去限制，上述30多家平台早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用网络视频许可证为由来封*30多家app，可以把舆论压力转嫁给监管部门。

　　而现在在监管部门尚无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微信单方面推出了这一封禁令，一方面让那些视频平台“无话可说”，另一方面也暗藏了自己的“小九九”——就在新的管理要求发布之前，刷遍朋友圈的抖音博物馆H5被微信两度封*，抖音和微信双方随后“隔空对掐”。

　　2、搬出“玻璃门”让创新者无路可走。

　　这几天站出来要求联想同事们“同仇敌忾”的老革命柳传志，此前最痛恨的敌人是限制民企发展的“玻璃门”。所谓玻璃门，是指很多政策是有了，但大家只是看得见却进不去，也拿不到。

　　这次微信捧出“视听法定证”，事实上伤害的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搬出“玻璃门”让创新者无路可走。

　　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说，一直以来监管政策都是落后于行业发展的，即使是在全球也是如此。网约车、共享单车、互联网金融等等，都是新业务先发展，然后再有政策管理出台。

　　作为4G和移动互联网的产物，短视频在这几年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无论是快手还是抖音，都发展成为了国民级的应用，有的甚至已经“出海”，加入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之旅。

　　而现在，这些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审视自己的赖以生存的本土市场上，对于行业的中部或者底部从业者来说，微信的新政等同于釜底抽薪。而让他们感觉无奈的是，几乎谁都知道，在微信封*自己的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和他们正在进行正儿八经竞争的对手——微视。

　　这就好比在田径场上的一场比赛中，和你并肩站在起跑线上的有一个是田径场老板的儿子，比赛才刚开始，但大屏幕上已经打出了被淘汰选手的名单，理由是这些人没有买进田径场的门票。

　　3、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七年前，马云遭遇了自己创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次“危机”——数万中小卖家因为淘宝的一项提高收费的新规而围攻淘宝，史称“十月围城”。在后来紧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一直以来以强势示人的马云称，“如果有下辈子，我再也不做电子商务了。”

　　就在去年，马云的接班人“逍遥子”张勇在一次访谈中，诚恳地谈到了阿里当年遭遇的“十月围城”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他是当时新政出台背后的“男一号”。

　　“这件事情以后，我最大的体会和收获就是，阿里巴巴做得已经不是一个生意，我们的平台已经有了社会公共属性。它为上亿消费者和上千万商家服务。一个企业背后是一个人，是一组织，是一个生意，是它的身家性命。我想我们今天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是有敬畏之心，能够主动承担，能够去改变，这才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那些将自己包装成“神秘”、“置身热闹喧哗之外”的人，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在这个极度商业化的时代，无论谁事实上都利益的某一方占有者。

　　在《1984》中，内层党的代表人物奥布赖恩和大洋国公民，英社外围党员温斯顿有这么一段对话。

　　奥布赖恩说：“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他停了下来，又恢复了一种教训聪颖儿童的教师神情：“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

　　温斯顿想了一想说：“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