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四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国内外媒体到场。在英国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问世引发轰动三年之后，中国读者终于迎来了简体中文版《哈利·波特》，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一番竞争拿下了出版权，并将一口气推出前三册。于是，这套“超级畅销书”的中国之旅就此开启。二十年来“哈利·波特”及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总发行码洋达到17个亿。
“哈利·波特”中文版初版本
2020年是“哈利·波特”来到中国的二十周年，对绝大部分中国80、90后读者来说，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对角巷、魁地奇比赛……这些熟悉的名词至今记忆犹新，无数11岁的孩子还在等待着霍格沃茨的来信，围绕《哈利·波特》文化现象的讨论，20年来不绝于耳，它曾经掀起一代人的全民阅读，并将持续影响今天以及未来。
今年，作为国内最早的引进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为迎合数字“20”，人文社将推出最新的20卷本“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伴随着“哈利·波特”文化现象在中国的日渐凸显，能够拥有一套中国原创封面的版本，也成为了中国“哈迷”长久的期待，20卷本选择了中国插画师李旻绘制封面插画，以20个不同封面展现故事中的20个场景，呈现既具中国风格又保留原著内涵的“哈利·波特”系列版本。
《哈利·波特》20卷本中国原创封面
除此之外，人文社还将推出四大学院（格兰芬多、斯莱特林、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学院配色纪念版、“霍格沃茨图书馆”系列的全彩绘本、四本“哈利·波特”电影角色书、“哈利·波特”学年手册、霍格沃茨探秘指南、“哈利·波特”圣诞立体书等一系列周边书。
《哈利·波特》学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哈利·波特”系列的责任编辑王瑞琴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疫情，在20周年这个重要时刻人文社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贯穿全年，其中更是包括为J.K.罗琳安排了一段中国之旅，“她的团队也希望她来，没想到后来出现了疫情，可能要慎重考虑。好在出书不耽误，希望疫情能够尽快过去。”
《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出版与传播
20年前的那场发布会，对时任人文社少儿文学编辑部主任的王瑞琴来说，记忆仍清晰如昨。“放眼望去乌央乌央的一片都是外国记者，”王瑞琴说：“我真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外国记者，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都来了，一个个都扛着大大的相机，中文说得特别好，各种问题来’轰炸’，其中问得最多的是：像这样的纯西方作品，适不适合中国儿童阅读？”
外国记者提出的差不多都是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怀疑中国人是不是能够接受魔法、巫师，是不是能接受狼人、怪兽、巨怪等等？王瑞琴当时的回答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而且开放速度非常快，她还开了一个玩笑，“现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到处都是，咱们中国孩子也爱吃，能接受这个，也就能接受《哈利·波特》。”
2000年10月6日，《哈利·波特》前三册在王府井书店举行首发，盛况空前，出版社组织了演员扮成哈利·波特，在队伍中穿着魔法长袍，拿着魔杖，与读者做互动，孩子们领着糖果从早晨五六点钟就排队，一直到书店开门出售。
早在《哈利·波特》译介到中国之前，它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创造了销量奇迹。王瑞琴第一次了解到“哈利·波特”就是在外文杂志上。从1997年英文版出版开始，国外的文学杂志就一直登载着J.K.罗琳的消息，引起了王瑞琴的注意。
通过阅读杂志上《哈利·波特》的介绍，王瑞琴产生一个判断：这部小说很畅销，而且非常好读好看。当时人文社刚成立少儿文学编辑部，那时的她梳着短发，走路特别有劲，“也许就是看上去特别乐观的一个人，社长一看到我就说我适合去搞少儿读物。”
上任少儿文学编辑部主任之后，王瑞琴一直想做点和市面上不一样的书，于是对这部风靡海外，讲魔法题材的小说一直保持关注。
最初，不少人对书中的魔法提出异议，考虑到当时国内社会舆论对“超自然力量”的谨慎态度，出版社也有一定的顾虑，尽管很多出版社都在竞争《哈利·波特》，但是在王瑞琴看来，有些并不是很坚定，主要是出于对西方文化不了解，很多竞争对手一看到“魔法”二字就退缩了。
但她认为，“所谓魔法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论是狼人、吸血鬼还是巫师，就如同《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都是反映着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再加上《哈利·波特》的内容是正义战胜邪恶，宣传的是孩子们的爱、勇敢和友谊，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能够接受和提倡的价值观。《哈利·波特》在世界各国都畅销，世界各国孩子都觉得好看的书，我们国家的孩子也会喜欢。既然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就应该也让孩子们了解一下他国文化，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怀疑过。”
“《哈利·波特》要出，我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一定要买下来，但这书能卖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底。”当时英方打来电话询问，前三册能不能印到50万册，王瑞琴一口答应说完全可以，其实，她是硬着头皮说的，心里也没数。20年前国内引进的外国少儿图书少之又少，大家心里都没底，书要怎么报价，版税怎么给，预付金怎么给，这些问题都让王瑞琴头疼不已。
当时，国内许多出版机构都留意到了《哈利·波特》，，除人文社之外还包括江苏少儿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都加入到了版权竞争中。王瑞琴还记得，与她交涉的英方代理人是一位老文化人，对于中文出版社挑选得非常谨慎，王瑞琴发去了20多页的人文社的英文介绍，详细记述了50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经典名著的辉煌成绩，人文社从1951年开始积累的翻译、引进西方文学的经验，这个优势恐怕在国内无出其右。
四月份接到英文样书，九月份出中文样书，十月份发行，但是书还没出就预先引起了一场“新闻大战”。
2000年，在中国出版前三册之前，在英美“哈四”已经推出了。“哈四”在美国首发时，scholastic出版社办了一个party，活动办得非常神秘，所有人都穿着魔法袍，戴着帽子，拿着魔杖，半夜十二点子夜的时候，九十九辆卡车把所有书按照保密协议运到各个书店，孩子们都不睡觉，一直等到午夜。当时这则新闻轰动一时，很多人开始听说中国也有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哈利·波特》的版权，人们四处在打听。
“有记者给我打电话，社长叫我压着别说，我也不敢说，因为那时候合同是四月份签的，中方先签字再寄出去给对方签，最终合同还没回到我手里，而我已经开始找人翻译了，我想，宁可白翻译也要先翻译。”
有意思的是，外国媒体对这件事的兴趣比国内媒体要更大。从样书出来开始，外国记者就开始跟着王瑞琴跑。有一位英国《卫报》的记者叫马龙，一直很想采访王瑞琴，“我说采访可以，但是作为交易条件，你给我找到英文版的《哈利·波特》一到四部的原著，因为我们需要看英文版里的插图，手头上没有。他说好，上午十点他给我打电话，下午三点找到了这四本书。”
那段时间，王瑞琴除了应付媒体采访，还要定封面和插图、找翻译，忙得不可开交。“那段日子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那时候我还年轻，经常半夜回家，就是因为不断地接受采访，带着一群记者跑书店，精神头特别足。有一个记者特别印象深刻，天天问我花了多少钱买的版权，要印多少册，想知道我们能挣多少钱，为了这个天天追着我，请我吃饭，还偷偷录音，被我发现后，我说你别来这套，我们就是聊天。”
很多人都知道，《哈利·波特》最初版本的前三册是由曹苏玲、马爱农、马爱新和郑须弥翻译的。在组建译者团队的时候，责编王瑞琴考虑到小说是由女性作家写的，又是关于孩子的故事，决定由女性译者来操刀。
曹苏玲当时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翻译家，她出身书香门第，是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女儿，由她翻译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前半部分为整个小说系列奠定了基础。“曹老师的英文和俄文都特别棒，她的水平是没得说的，她也特别喜欢孩子的书，是一个70岁的老小孩。”但是，翻译到一半，曹苏玲问王瑞琴，“这是讲魔法的书，能出版吗？”
意识形态的考虑只是其一，事实上，2000年左右的中国儿童文学图书市场，几乎没有与《哈利·波特》相似题材的作品。回想起20年前的少儿读物出版行业，王瑞琴直言不讳地说，“可以说是很差”，从《哈利·波特》开始是一个全新纪元，在这之前，国内的儿童文学主要是校园题材，绝大部分被国内本土的儿童文学创作占领，引进的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也就是说，中国大批引进少儿书就是从《哈利·波特》开始的。
《哈利·波特》之后的儿童文学创作
马博是人文社“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一位责编。2000年，80后的马博还在上小学六年级，他回忆道，“哈利·波特”在中国出版了前三部作品，可以说是立刻风靡校园。
“我叛逆得比较早，看到身边这么多人在读，又是儿童文学，就有一种抗拒的姿态，后来在同学的极力推荐下也试着读一读，就把书借到家里，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我能够想象的，它的世界观、它的幽默感、它的悬疑性，让我立刻掉了进去，直到现在。”
后来，英语专业出身，又是“哈迷”的他，自然而然就加入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编辑，参与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全彩绘本。
从文化意义上来看，20多年来《哈利·波特》对全球文坛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博认为，首先《哈利·波特》里面的人物作为典故出现在各种各样后来的虚构作品中——包括文学，不限于文学——就是最明显的影响。具体来说，现在读者能看到的通俗小说几乎结尾都会有必不可少的“反转”，而这正是前几部《哈利·波特》小说最大的特点，而且《哈利·波特》也是很早开始这样的写法。
近些年，英美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通俗文学类型是YA小说，其实就是青少年小说。这一类型虽然有较久的历史，但以前通常是较为生活化的成长故事或恋爱故事，他指出，现在最风行的这些以悬疑、冒险、紧张情节为基础的YA小说，其起源无疑是《哈利·波特》。
与此同时，国内儿童文学创作也受其影响，一时掀起了魔法、奇幻的写作热潮。《哈利·波特》对于中国的奇幻文学的诞生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引进出版后，国内市面上涌现了许多使用同样开本的奇幻文学译作，包括在国外一直很受欢迎的《魔戒》，而不知名的作品就更多了。
“可以说，从那时起很多西方奇幻文学的设定对中国读者变得越来越熟悉，而国内的创作者也发展出了中国的奇幻文学体系，到今天已经非常有规模。事实上很多现在青少年文学作品的作者确实也是哈迷。”
一方面是题材的多元化，整个业态也开始丰富起来，但另一方面，王瑞琴也不愿意见到中国作家都跟风去写魔法，“还是要静下心来真正给孩子们写书，儿童文学并不比其他的好写，可能是更不好写。”
J.K.罗琳的成功也提示我们，不是文笔好就会有好故事，在罗琳这里，知识储备是想象力的前提。融合野史、古希腊神话、基督教、凯尔特巫师文化的《哈利·波特》堪称西方文化IP的集大成，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与神话原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全知全能的邓布利多，半人马、巨人、海格的三头犬(来自希腊神话中冥界的看门犬刻耳柏洛斯)……神话元素俯拾皆是，英雄(哈利)的历险与撒旦(伏地魔)的陨落，无形中再现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对神话史诗的想象。
王瑞琴说，这也提醒了国内的写作同行要重视儿童文学的写作难度。如今市面上有层出不穷的围绕着校园 搞笑的少儿读物，“要么拿老师、家长开涮，要么拿同学开涮，孩子读这样的作品一点好处也没有，儿童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它的深度，很多人以为八九岁的孩子看不懂，其实他们什么都能懂，不论是死亡还是人性的复杂，他们都能明白。”
《哈利·波特》的其中一个主题是生与死，以及我们如何对待生命。王瑞琴认为，《哈利·波特》传达的生与死是所有人必须去面对，必须去解决的，“其实孩子们早点接触也没有害处，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和黑暗面，必须勇敢面对，而不是畏缩回避。就像哈利一样，他到最后就是勇敢面对。17岁其实也还是个孩子，勇敢的前提是聪明和智慧。”
《哈利·波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罗琳的生死观，这和当时市面上主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着很不一样的内核，但最终故事传达的依然是爱、希望与友谊。马博指出，伏地魔显然是一个希望战胜死亡的人，故事中，他因为哈利威胁到自己的生命而去试图*死哈利，他渴望获得不朽，但很讽刺的是，恰恰由于他希望去战胜死亡，才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反过来看哈利，整部书的第一章就叫“大难不死的男孩”，但他的不死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来自母亲的保护。在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哈利几乎从来没有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而退缩过，在他身上格兰芬多的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他知道了一切的来龙去脉，自己选择为了巫师界而赴死，却再一次“大难不死”，而这次恰恰是因为伏地魔最开始试图*死他，反而使哈利活了下来。哈利与伏地魔两个人的命运，再加上《三兄弟的传说》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出罗琳的观点大概是，冷静、理性地看待死亡会给生带来力量，而想尽一切办法与死亡作对，反而会让对死亡的恐惧成为自己的敌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利·波特》是一种介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异质文本，也正是这种打破成人读物与儿童读物之间壁垒的反类型写作，造就了它全年龄覆盖、可持续阅读及传播的可能性。
《哈利·波特》畅销神话背后的“魔法”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印刷出版史上最“畅销”的文学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广受全球读者欢迎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一本外国童话体小说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读者，以致形成社会阅读的兴奋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认为：“成功的儿童文学，第一要素就是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而《哈利·波特》已经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书中可以看到许多西方文学经典的元素，从罗马史诗、希腊神话、狄更斯小说，到东方的民间传奇，某些精彩的故事原型和描写素材，都创造性地“转化”为这部小说的组合件。
《哈利·波特》会受欢迎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小说的成功首先在于罗琳讲故事的能力。“她知道如何建构主线剧情，她知道如何塑造人物以及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来推进剧情，如何用与主线无关的细节来调整节奏、填补空白、调节气氛，让人感觉对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同感。更重要的是，故事从麻瓜世界讲起，从一个以为自己只是普通人的小男孩被告知自己是巫师讲起，堪称天才的一笔，这让所有读者同时被邀请到了这样一个魔法世界，而不是被作者强行扔进来，罗琳并没有把小读者当成小孩，成人角色之间的势利、妒忌等等都有形象的描写，在书中讲述的善与恶之间的抉择，面对生与死的态度，什么是真正的勇敢等等，读者们反复阅读也能常有新体会。”马博说。
J.K.罗琳花费11年时间完成这部经典之作，这段漫长的岁月，《哈利·波特》始于魔法、伴与冒险，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人物从模糊到鲜明，结构从单一到多元，契合了读者心灵成长的轨迹，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
可以说，《哈利·波特》是一段可持续的阅读经验，也是一段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在第一代读者年纪尚小的时候，用奇幻的故事将他们引进门，当读者长大一点之后再将一些残酷的事实展露出来。伴随着读者成长同时也意味着，《哈利·波特》将出现在他们长大的每个阶段。
小说、电影、游戏、舞台剧、周边产品……出色的市场运作和大众传播的基础，成功将《哈利·波特》缔造为后工业时代最大的出版奇迹和文化IP，全民狂热的背后，也值得反思。在一些学界人士看来，文化的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体的存在本身就值得批判，美国文学评论界泰斗哈罗德·布鲁姆就曾指斥其文学性以及表达对公众阅读审美下滑的担忧。问题在于，该用何种尺度来评价《哈利·波特》的写作？
马博认为，“文学性”恐怕不是最合适的标准。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国小说从很早开始就有着通俗而大众的阅读基础，比如狄更斯的作品，当时就是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报纸连载故事。到了今天，狄更斯与其同时期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他们无疑是非常会讲故事的，“经过现代主义文学之后，我们对于文学两个字的想象已经被重塑了，似乎一定是个人的、特异的、要花力气去理解的、基于文学传统写作的才是文学，但这一标准对于《哈利·波特》恐怕并不适用。”
但《哈利·波特》在故事上还是存在遗憾和不足。马博说，伏地魔作为反派的核心思想有些模糊，“不像后来的格林德沃那样立场鲜明，似乎他的力气主要是用在哈利身上，但话说回来，罗琳太懂人性了，她一定知道，如果给青少年一套足够有理有据、自圆其说的反派理论，他们很可能会因为叛逆受其影响。”
《哈利·波特》来到中国20年，原著问世已经23年，也许对当初那一批80、90后读者而言，它是陪伴他们成长的枕边书，而对今天的00后、10后读者来说，它已经是“厚厚的世界名著”，这样有意思的代际反差也凸显了《哈利·波特》作品的持久生命力。
尽管布鲁姆的担忧不无道理，但爱读书爱学习的赫敏也曾为无数孩子树立过榜样，斯内普教授、邓布利多教授让我们学会如何在人性复杂的事实基础上去判断一个人。它算不上21世纪通俗文学的“正典”，但可能冥冥中《哈利·波特》给无数小读者树立过一个对于神话或正典的标准，它包含了对立与平衡的瞬间，提醒着我们世界上时刻都有邪恶存在，并号召大家与之作斗争。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里，当哈利在森林里举起魔杖呼出守护神，赶走慑魂怪那一刻，我们明白拯救自己的还是我们自身的选择，它教人正直、正义、勇敢、独立，没有一场战斗是靠运气打赢的，而是要靠牺牲和抉择。
当然，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哈利·波特》给了人们一段在霍格沃茨度过的平行人生，在那个人生里，魔法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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