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的积极影响（当代视角下的内卷化及其价值）

来源：人民论坛网

“内卷”是个舶来品，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含义，生物学上是“退化”的意思。引发热点关注的含义来自于人类学，原指在某些群体或社会中，尽管劳动力投入加大，但土地的产出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后来引申使用，指代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只是在内部进行不断的重复，这种重复虽然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内在的重复，而无法实现飞跃和质变，事情的发展似乎陷于僵局或死局。由此，“内卷”是对现象的描述，并没有指出原因或关键问题所在。从本质上说，“内卷”描述的是文化或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不是衰落、失败，或是崩溃问题，这些方面的研究非常多。相比而言，有关文化或社会发展停滞的研究比较少，大众关注度也不高。

发展停滞是走向败亡的前奏。但是发展停滞持续的时间是非常弹性的，可能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以万年计。我们可以从人类演化史来看这个问题。以尼安德特人为例，从距今15万年前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出现，到最终消失之前，他们采用的莫斯特石器工业都没有什么改变，尼安德特人的文化似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一个更长的文化停滞的例子是，在东亚与东南亚只存在被称为“莫维斯线”的奥杜威工业现象，尽管后来东亚地区偶尔也有一些类似阿舍利工业的发现，但因为材料零星，还不足以推翻“莫维斯线”。如果单从石器工业面貌来说，“莫维斯线”所描述的存在，可能是人类史上最长时间的文化停滞。

发现文化停滞现象并不难，难的是解释。有关尼安德特人文化发展停滞乃至灭绝的解释众多，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可能是语言发展上的差距。因为没有突破这个关键约束，所以尼安德特人最后灭绝。对于“莫维斯线”的解释同样有不少，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早期人类演化格局中，东亚与东南亚是离人类发源地非洲最遥远的地方（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大洋洲与美洲还没有人类居住）。因为地理阻隔的原因，文化交流缺乏。如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岛在末次盛冰期之后海平面上升，成为与大陆隔绝的岛屿，出现了文化发展退化现象。

进入到文明阶段同样如此。缺乏农业发展或是农业发展不充分，造成一些大陆或地区难以形成发达繁荣的文明。近现代非洲、澳洲、美洲大陆因文化交流的不足而成为欧洲殖民地就源于此。

表面上的“内卷”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当前，“内卷”的概念也用来描述中国历史，即认为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层面已经足以依靠内循环自给自足，而不再需要外部经济的介入，同时社会对于技术发展的诉求被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从而造成经济、人口、粮食不足等困境，随之而来的是起义造反、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直至近代被西方赶超。这是从一个角度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与理解，然而，如果我们从长时段来看中国历史发展，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所处的东亚相对孤悬，交流条件不佳。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后，人类的扩散能力大幅度提高，欧亚草原地形开阔、沟通东西，成为史前的“丝绸之路”。它见证了现代人的扩散，也见证了石叶技术的扩散，基于这种技术，华北地区在距今2.7万年前后发展出来细石叶技术，并扩散到日本列岛、东北亚与西北美地区。其后农业起源，西亚（大小麦、羊等）与中国的华北（粟黍旱作农业）、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成为世界上最早、最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粟黍向西传播，西亚的农业向东传播；中国稻作农业向南扩散到东南亚乃至整个大洋洲地区，这也就是著名的南岛语族扩散事件。距今4000年前后，大小麦、羊（山羊与绵羊）、黄牛、车马（可能来自乌克兰大草原）、金属冶炼等传入中国，中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这些交流丰富了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促进中国古代文明进一步的复杂化，中国文明从古国阶段由此进入到王国阶段。

其后，随着马匹、骆驼等动物驯化，欧亚大陆东西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尽管跟现在相比，或许不值一提，但是相比史前阶段，东西之间已经没有了绝对的阻隔。历史上东西方的交流灿若星河，有炼铁技术、马镫、弩等在军事上影响重大的发明，还有佛教等改变中国精神文明面貌的思想，还有影响西方近代化进程中国四大发明。明朝时，通过海路的交流日益增加，来自美洲的玉米、红薯等植物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不适合农业的边缘土地的利用，人口迅速增加。简单梳理中外文明的交流史，就会发现东西方都不是完全依赖内循环生活的，交流对双方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汉代以后，农业技术进步缓慢，汉代画像石刻划的犁耕图景一直保持到近现代，变化微小。王朝兴衰更迭，社会与文化发展进步不明显，甚至出现倒退。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过多生产没有必要，社会把剩余劳动更多用于奢侈品的生产，这似乎很符合“内卷”所描述的发展形态。但是，这一描述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

汉代以来，中原政权与北方、西部草原部族的交锋从未停止过。两汉时代为了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军事进攻与外交合作，但是花费巨大，汉武帝时就不得不采用极端的“告缗法”来获取军费。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李自成起义，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多与边疆防御带来的巨大人力物力消耗相关。两千余年的拉锯战中，每当中原政权出现较为发达的文化之后，往往是文化落后的草原部族入主中原，然后是文化的融合，相对发达的文化发展受到抑制。北宋之后的蒙元、大明之后的满清，都是如此。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内卷”不是没有收获的，长期的文化交融留给了当代中国一个举世无双的成就：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部没有通婚障碍的单一族群，留下了超过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当我们看到一个还在为简单的联盟而折腾的欧洲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许多国家为族群矛盾而头痛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祖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

当代视角下的“内卷”及其价值

人类历史，按照生产方式划分，可以分为狩猎采集、农业生产与工商业生产三个阶段，由此，人们的居住方式与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形态与制度，乃至于意识形态都存在重大的区别。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需要突破一系列的关键约束，除了环境条件硬约束之外，就狩猎采集社会本身而言，需要狩猎采集群体降低流动性，发展储备技术、耐用工具，以及相应的社会劳动组织能力，还需要打破平均主义，让人们有提供生产剩余的动力，如此等等。若不能突破这些关键约束，即便知道周围群体在从事农业生产，知道农业生产拥有文化适应上的优势，狩猎采集群体也不会接受农业生产。

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而言，它的关键是要突破限制工商业生产的约束。工业生产的前提是商业，没有商业，工业大规模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只能积压浪费。西方近代化的进程就是从商业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起始之地意大利，分布着众多城市小国，都极度依赖商业。近代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化进程上先于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已有较好的商业基础。中国从汉代以来的历史，抑商是主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结合制度与思想在内的结构。明清之时更是走向了闭关锁国的道路。中国近现代革命打破了这种结构，突破了限制商业发展的关键约束。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从微观上来看当前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发展最好的省份都是商业发达的省份，各方面发展最均衡的浙江省在这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技术、优惠政策、区位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浙商的渗透力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

站在当代来看所谓“内卷”问题，不难看出，中国已经走出了农业时代，突破了农业时代的关键约束。当代中国是国际大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尤其受互联网经济推动，从前偏远的乡村也融入到市场之中，国际商品与服务同样能够惠及一般民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开放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如此繁荣的商业，受惠于此，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已经是美德日三个工业发达国家之和。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商业生产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当前正在努力促进法制与法治建设，正在努力促进释放经济要素的制度改革，这些软件上的建设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切实可期的未来。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当下的发展，至少在宏观的层面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内卷”的问题。不否认，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在局部领域的确存在目前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把这样的问题上升到宏观层面上去，无疑是把问题扩大化了，而且不利于我们发现导致问题的原因，发现限制发展的关键约束。

一些人笼统地把问题归咎于体制设计，对解决现实问题是没有帮助的。这种“定体问”首先预设存在一个完美的制度，有了它，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无疑是过于简单、过于理想化了，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从来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来没有只有获得没有付出的好事。以“内卷”为中心的思考就暗含着“定体问”式的逻辑。不否认当代中国社会存在许多社会矛盾，不过我们面对社会矛盾时，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内卷”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内卷”可以促使我们关注文化与社会发展停滞的问题，注意到这类问题存在的普遍条件。

我们从人类历史的考察中获得了两条认识，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保持交流的环境。当前，西方某些势力试图封锁中国，但是只要我们不自我封闭，这样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党中央提出继续扩大开放的政策，是非常合理、非常有眼光的。第二，注重突破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关键约束。这也是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意义所在。这里准确把握什么是时代发展的关键约束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型之中，我们不仅摆脱了百年的屈辱，正在走向繁荣富强；同时，我们正在摆脱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走向民族复兴，中华文化即将成为继西方文化之后人类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我们还处在一个具有万年尺度的历史变化中，从农业时代走向工商业时代，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模式。回望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先辈披荆斩棘，不断突破重重障碍的艰难；展望未来，我们也理解中国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不慌不乱。把握关键，胜利可期。

（陈胜前，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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