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富贵与贫穷有怎样的态度（富而有德·富而好礼·富而能俭——儒家财富观的一个重要向度）

“周急不继富”也是富而有德观念的重要体现。据《论语·雍也》载，孔子为鲁司寇时，弟子公西华出使齐国，冉有为公西华之母请养米，孔子只拨给少许米，并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他见公西华并不贫困而不愿意多给米，认为应该把米周济给穷急之人，富有之家便不必再帮助。所以，当弟子原宪请米时，孔子因他家贫多给了些，并让他把多余的米周济邻里乡党。孔子尽管并非富有之人，可是他所推崇的“周急不继富”的社会救助原则，对富足之人致力于扶危济困还是颇有启发意义。

二、富而好礼。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说一个人能够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贫穷而不谄媚，富裕而不骄奢）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还可以，但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达到贫困而没有怨恨的境界比较难，做到富裕而不骄贵却比较容易：“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据此，《礼记》提出了“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的论说。

应当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富而无骄”确实不难，许多人即便生活富裕了，积累了大量财富，从正面来说仍能为人低调，平易近人；从负面来说有的可能成为葛朗台一样的守财奴，不愿意惠泽于人。但是，从另外意义上讲，“富而无骄”又不是那么容易。君不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一夜暴富，一些人积敛了万贯家财，一旦加入了“富人俱乐部”，有的人就不是那么注意收敛、低调，而是有钱就任性，喜欢高调炫富、骄横跋扈、颐指气使，以财富傲人。所以，对于缺乏心性修养、缺乏内圣功夫的富贵一族来讲，“富而无骄”依然是调节、指导其行为的底线伦理。

至于“富而好礼”，犹如孔子所言，由于它精神境界高，属于积极意义的上线道德，要做到殊为不易。儒家一贯尊礼、重礼，《礼记》不仅明确提出了“富而有礼”（《礼记·坊记》）的行为规范，还特别阐明了“富贵而知好礼”的人生道理：“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可见，一个人只有既富贵了又知道好礼，才能既不骄横又不淫乱。《管子·牧民》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改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揭示了经济基础是道德文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要知道，仓廪实不一定知礼节，衣食足不一定知荣辱。现实中不讲礼仪、不懂礼节，肆意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富有之人比比皆是，自觉按规范行事的更是凤毛麟角，真正像子贡那样虽然富比陶朱、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却能礼敬老师、为宣扬孔子之道而不遗余力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强调“富而好礼”的行为准则不无现实针对性。

三、富而能俭。儒家素来推崇节俭反奢，孔子一再提倡温、良、恭、俭、让五种德性，强调“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荀子虽反对墨子式的节俭，认为它会导致“尚俭而弥贫”（《荀子·富国》）的后果；虽不认同“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是周公之行、孔子之言（《荀子·儒效》），但是荀子却反复强调人要“恭俭”，提倡力行俭朴的盛德之风。

“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如果说节俭反奢是针对社会所有人群而言的话，那么富而能俭则是专门针对富有者而倡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穷而能俭是本分，富而能俭是境界。富而能俭绝非反对人提高生活质量，反而认为家里富足了追求时尚、讲究高档、改善生活无可非议。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对于衣食无忧、家底殷实的人来说，富而能俭的价值理念主张不但不能过于奢华，而且该节约的就节约，能节俭的就节俭。

不能不承认，对生活在传统的短缺经济社会中的人或是生活还较为贫困的民众倡导“节俭”相对容易被接受，但对生活富裕的人谈“节俭”伦理就比较困难。正如宋代司马光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资治通鉴·训俭示康》）不过，富而能俭，善莫大焉。当今中国社会，有的人一旦加入了“富人俱乐部”，衣必珠玉锦绣，食必山珍海味，住必豪华别墅，行必私人飞机，极尽奢靡之风。但是，一则富贵有时不能长久，今天你属于富人明天又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变为穷人，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二则如果“富而能俭”，就既可以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是如同商圣范蠡那样以公益慈善之心“三散三金”，接济他人，多做善行义举；三则倘若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够“家富而俭”，就可以集腋成裘，为建成节约型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因而“富而能俭”对富裕人群还是能够起到某种警醒、提振、引导作用。

（作者：武宁，系中国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